总的来说,博布隆教授的演讲非常成功,当然如果他的演讲稿让约瑟夫先审查一下,说不定就会加上诸如“我今天前脚迈出大门,后脚就不打算再迈进这个大门”之类的话。
这次追悼会之后,北方和南方的关系越发的对立了起来。在过去,北方的舆论中,批判所谓的“海盗文化的劣根性”的东西其实并不是北方报纸上的主流观点,相反,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态度的媒体并不少,要说北方真正主流的民意,其实是把这种观点视为瞎扯,而将提出这种观点的人,比如说法夫尼尔,比如说葛雷德等人都视为哗众取宠的小丑的。
但是在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,原来的哗众取宠的小丑便变成了斗士和殉道者,而原本被视为瞎扯淡的理论,也就跟着变成了严肃的,有深度的,值得研究,甚至是值得学习的理论了。
而学术界,尤其是社会科学这一块,又和自然科学有着非常大的区别。其中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社会科学这一块的实验成本太高,而且实验难度太大。
一把来说,在自然科学方面有了争论,怎么办?很简单,大家设计一个或者几个实验,然后验证一下,然后谁对谁错就很清楚了。哪怕你再能辩论,地位再高,哪怕是拥有了大奥术师的称号,一个实验砸过去,照样让你脑袋爆炸。
但是社会科学却没有这样的条件了。不同的社会主张,很难通过实验来加以验证。这一方面是因为成本太高。比如说,你弄个主张出来,说民主制比君主专制好,要实验,就得发生一场革命,这个成本可比在一张纸上弄出了个缝隙高多了。万一实验失败,付出的代价往往大得惊人。
当然,如果能够通过一次实验,就如自然科学那样,就把争论彻底的解决了,把胜负分清了,那哪怕成本高一点,也不是完全无法接受。但问题是,社会科学的这些实验很难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,所以,一次试验中即使出现了某个结果,支持了某个假设,但这个假设的反对者依旧会因为实验中出现了太多的干扰性的因素,无法控制变量而认为,这一实验的结果不能说明他们的主张错误。
而历史的进程也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,比如说,在原本的历史上,法国大革命最终失败,波旁王朝在欧洲各君主国的刺刀的保护下完成复辟,那时候看起来,共和制实验似乎是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了,君主制才是符合社会科学的选择。此后一直到一战之前,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依旧都是君主制国家,甚至于直到一次大战争后,二德子完了蛋,而美国的地位大大上升之后,因为英国的存在,主流的观点一度依然是君主制最优,只是君主立宪还是优于君主专制。
同样的道理,当毛熊解体之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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