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然,云和的这番话还是惊吓到周围的娘子们,哪有女郎家公开讨论开战掠奴的啊!
云和也有些窘。
这时还是高岳圆了场,他就人力的话题,对各位军将僚佐家的娘子说:“诸位勿忧,其实棉田的人手也好解决、”
“哦,愿听大尹的灼见。”几位娘子笑嘻嘻地说到。
高岳便说,马上我兴元府要遵照圣主诏令,率先分“田士”和“将兵”,此后将兵专事训练,田士则半军半农,按照朝廷度支司规划的比率,我兴元府原本有官健一万一千,土团四千,而今统统取消,划一为将兵、田士,另者本镇的支州郡又增凤、兴二州,本尹还要兼凤兴都团练使,兵额经由圣主和度支司许可,增加到两万(其实两万这个数目里,高岳原本给朝廷报的兵额是一万五千,现在又加了五千,实际有两千人还是属于挂虚籍的)——也即是说,将兵马上只需八千(实额七千),本尹准备重新规制,而田士足有一万二千(实额一万一),本尹计算过——原本兴元府的屯田主要集中于三地,山河堰、黄泥河,还有洋州月河谷,用田士六千五百足矣。其后主要对西蕃用兵,故而兴州略阳、凤州河池成为重地,故而本尹准备将余下的四千五百田士派遣至这两州屯田,主要就是麦棉合种。
“增加的兵自何而来?”云和好奇地询问姊夫。
“增兵四五千耳,一千自本府所管的五州内招募,其余的也很简单,让出去回商的船只或小校,带着我兴元府的纸札,自各地招募就行。”
对此高岳很有信心,因为这时的唐朝,已不复早期那般对民众的人身控制力,为何如此说?
因为两税法已取代了崩溃的租庸调。
租庸调制度下,赋税也好,劳役也好,军役也好,都是落实到个人头上的;
而两税法呢,朝廷和地方采取了分税的方法,说白了,朝廷不管这州这县谁在管,也不管这田谁在种,只要你把你应对朝廷的那份“上供”的税给摊派到位就可以——没错,这就意味着中央朝廷对民众的人身控制力在崩溃,这一旦松开,民众起码有了选择被剥削方式的“自由”,我可以种田,我可以经商,我可以做工,当然当这几条路走不通时,我还可以当兵。
当兵的自由必然带来做兵的自由,价值观就是:谁发饷就给谁卖命,谁让我饿肚子就砍了谁。
皇帝不发赏赐,咱们就要挟节度使去打皇帝;
节度使不发粮饷,咱们就作乱,杀了节度使,再拥戴一位(或者朝廷派一位来)就成。
所以唐朝如今方镇,问题的根子不在于节度使,而在于依附在各个方镇内,一群群“自由”的兵,以当兵吃粮为职业的兵,对中央和皇权观感淡薄的兵,杀节度使玩儿似的兵。
河朔、淄青和淮西等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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