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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炎所谓的两税钱总定额是如何来的?其实很简单,原本的县乡户口、田亩其实对安史之乱后的唐政府来说就是本糊涂账,更别说现在藩镇林立的局面了,故而对第五琦、刘晏乃至杨炎所处的时代来说,“把税收上来”就是最大的成功。
故而因时制宜,杨炎的总税额标准就是州州叠加,拿的是过去的数据,即“各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,便为两税定额”,打个比方,就拿高岳的兴元府来说,梁州府所在州大历某年给朝廷缴纳的钱谷数最多,那这年便恒定为梁州两税的定额,以后都得这么多;洋州是大历另外某年最多,那那一年的数额就是洋州两税额,以此类推,如此把梁、洋、利、凤、兴的税额都加在一起,便是整个兴元府的两税总额。
说白了,陆贽认为两税的总额压根就没个谱。
此外所谓的两税额,还是过去把正税和所有苛捐杂税都加在一起的,等于是把苛捐杂税“合法化”、“定制化”,刚刚推行时,皇帝还信誓旦旦昭告天下,说两税以外不能再别征一钱,可那也只是说说罢了如今唐朝的税收非常混乱,朝廷征完两税,地方的藩镇、州郡还要变着花样加征,又被胥吏层上下其手漂没部分,层层盘剥叠加,最后全都转嫁到百姓的头上。
百姓苦不堪言不说,朝廷也未见征得多少钱上来,这种税制是很僵化的,没有什么弹性可言,即同样所说的“量出制入”要花多少咱们就征多少,预算什么的是不存在的:一旦遇到重大战事,朝廷的两税钱花完,那么只能在下一年提高两税钱的总额度,多出来的部分又在各层的“关爱”下,翻了几番,遭殃的还是百姓。
这时陆贽又指出:“大历年间各州人户也好,田亩也罢,和如今相比,变化极大!而各州两税钱却还按照旧的数额分摊,使得穷州税多,富州税少,长此以往穷州因重税更穷,富州虽富却不纳税。最后穷州的人户不堪重负,只能往富州逃亡,或托庇形势户为佃农,不再往国家纳税。此刻各地州县只能把这部分丧失的赋税,摊派到还留在本地的人户身上,称为摊逃、加配。年复一年,流亡日重,人户负担也日重,国家税收却日蹙。最终百姓只能举债纳税,以至于卖儿鬻女,陛下!这可都是陛下的赤子们啊!这天下岂有父母见赤子嗷嗷待毙,而无动于衷者?”
这话确实也震动了皇帝,他坐在御座上,手不知该往何处安放,良久他还带着些怀疑,询问殿内的执政说,陆九所说的两税弊害,是否真的那么严重?
李泌这时点头,报告说陕州、虢州有的县,因“摊逃”、“加配”,人户逃亡非常严重,以至于有的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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